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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他们并不希望来到广州工作，他们不喜欢广州的落后和炎热潮湿的气候，对于在这里工作感到十分的难受，有很强的抗拒心理。

    根据了解，苏咏霖得知有一些人多次向组织申请调离广州，说自己实在是适应不了广州的气候，想回到家乡工作，实在不行，调回江北也可以。

    因为他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所以这部分人非常没有干劲，做事情是能推就推，工作经验没积累多少，摸鱼经验倒是十足十。

    接下来是干部群体，也就是分部组织里的各个系统的负责人们，他们对前来广州工作这件事情也是看法不一。

    一些人体现出了较强的工作热情，希望做出一番事业。

    一些人则体现出了无所谓、得过且过的态度，他们能欠缺工作热情，缺乏解决问题的干劲，且其中一部分人对于被调到广州这种他们印象中的蛮荒之地很不高兴。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等同于流放，是不被重视、被边缘化的意思，这使得他们不高兴，或者是心灰意懒。

    而得过且过的干部数量在内部是比较多的，多于愿意做事的干部的数量，以至于广州复兴会有很多事情很难推进下去，很多行之有效有建设性的想法在会内都不能得到统一认同。

    也因此，会内的矛盾比较大，希望做事的干部和不想做事的干部之间有较为尖锐的冲突，底下会员们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该怎么行动，有些时候一个方案提出来施行没几天，又被叫停了。

    工作反反复复，不仅让民众对广州复兴会的看法很不好，复兴会员内部也是想法多多，意见多多，不少有理想有追求的会员都很不舒服。

    他们试图向上级反映，要求上级给他们一个说法，但是得到的总是含糊其辞的回答，这让他们很失望。

    于是渐渐的，一些地方的民众都对复兴会很是失望，不再响应他们的号召。

    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地主豪强则开始趁机兴风作浪，各种造谣，各种撺掇农民反对复兴会，进一步增加了复兴会推进土地改革的难度。

    等这些问题实在是无法忽视了之后，广州官府被迫下场，广州刺史下令逮捕了那些兴风作浪的地主豪强，以阴谋造反的罪名、用强制手段把他们灭掉了。

    这当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并不是最优解，反而是无奈之下的终极手段。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广州官府被迫给广州复兴会擦了不少此屁股，为此担任复兴会分部副主任的广州刺史谢元良对主任胡信有很多看法，两人关系不好，吵了好几次。

    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事情上报到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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