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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花点钱打通关系，免不免罪不好说，但是只要给钱多，甚至还能找人顶罪，代替坐牢，自己继续过自己的舒服日子，接着走私，接着赚钱。

    但要是触及到政治的范畴，别说花钱了，搞不好连你三族都能给捎上。

    朝廷动辄一招三族消消乐，降维打击直接从紫禁城远道而来，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摁死。

    到那时，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一人好走，三族那么多人，怎么走？

    故土难离啊！

    也因此，陈启隆主导的情报部门一开始还想着与沿海各地的官员拉拉关系，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官员的协助，后来意识到，一点用没有。

    官员可以很愉快的和伱一起搞钱，甚至为你开绿灯、开后门、打掩护，什么都可以，甭管多丧心病狂甚至是渎职，只要搞到钱，万事皆可说。

    但就是不能谈政治，谈一点点，就没有下回了，甚至还可能有杀身之祸。

    清帝国官方对于兰芳这种外部势力，当真就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块铁板。

    一块由恐惧辅助铸造而成的坚硬的铁板。

    为此，兰芳情报部门在赵学宁、陈启隆的组织下开了不少次会议，最后大家商讨了一个走下层路线的办法。

    不和那群家大业大的人玩了，爷要换打法。

    既然那些有恒心有恒产的家伙们不好拉拢，也怕这怕那的，那就干脆放弃他们好了。

    家大业大的人总是想法更多，但是这天下总有一些不怕这些事情的人，比如遍布整个清帝国的没有土地的传统意义上的loser们。

    白莲教天理教这种存在都能在清帝国拉起相当庞大的一股力量，前后转战十数年还无法被彻底消灭，这就足以证明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的盛世罢了。

    大部分人，还只是苦哈哈的挣扎在生死线上下。

    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命，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甚至于连命都朝不保夕，甚至于根本不识字，文字狱什么的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浮云。

    他们不正是最好的可以联合的对象吗？

    赵学宁于是下令情报部门改变打法，不再与走私商人、官府的吏员之类这群人谈政治，就和他们单纯的联合赚钱，做生意，纯粹为兰芳积累资金。

    而另一边，情报人员们又积极接触三省之地的下层人士，采取了两条策略。

    第一，就是积极招募三省之地没有土地的破产农民、流民前往兰芳，用土地、住宅等等优厚条劝诱他们出海去兰芳，只要愿意去，什么事情都是兰芳负责，他们只要人过去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式，从共和国元年到共和国四年，每年都有几千到一万不等的三省之民被带到兰芳各地安置，这种做法确实给兰芳补充了一些人口。

    不过移民效率太低，所以最主要的，还是第二条策略——在清帝国内部搞事情。

    这些情报部门派过去的走私商人们往往也都原本当地的民众，因为之前混不下去出海谋生，之后打着“衣锦还乡”的名义回到了故土，花了钱走了关系，把之前润出去的黑历史抹掉了，重新变成天朝顺民。

    反正管户籍的地方小官只要有钱收，什么都好说。

    甚至于地方官府有没有关于他们润出去的记录都不好说。

    对于这些账面艺术大师们来讲，钱可比真实可靠的记录要重要多了。

    之后就是花钱打点关系，买通官府里的相关人员，在他们的协助下用钱购买土地。

    三省之地寸土寸金，优质土地的确价格高且紧俏，但是情报人员的背后是兰芳，资金充裕的兰芳，不好买归不好买，但是只要有钱，这些也都不是难事。

    有了土地，有了住宅，有了门面和官面上的关系，这些情报人员就华丽转身，成为了当地颇有地位的员外。

    当了员外了，自然也会拥有自己的佃户，这些佃户往往是之前的土地主人留下来的，因为这一带永佃制度的存在，所以往往地主变更了，耕地的农民还是那么些。

    当然了，所谓的永佃制度也不是那么牢靠的，只要有钱有势，员外说谁来耕田，那就是谁来耕田，所以在这个方面，地主的权力还是更加强势的。

    根据土地的多少，控制的佃户数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相对于获得土地和佃户来说，情报人员成为员外的更大的好处在于有根据地可以招募更多的流民前来自己的农庄之中了。

    招募流民不一定需要让他们来耕种土地，单纯的用来看家护院保护自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都不能算是个事情。

    清中后期，随着人口日渐增多，两广和福建的人地矛盾越发突出，为了争夺土地和水源，民间械斗之风盛行，官府和官兵都不能制止，甚至有些时候都不敢参与进去，生怕被打死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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