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不减赋，跟俺有何关系？”魏进忠又说了一遍。

    刘时敏垂下头，没做回答，只看着手里的信。一旁刘应坤也帮了一句腔，“是啊，干爹为啥要听他的？干爹只需为皇上一人服务，根本不必考虑其他人的想法。而皇上贵为天子，即是天道，又何论民心？”

    “唉，呵呵，”刘时敏听到这，终于没有继续沉默，“师弟，徐上海来信，可并不都是说这些。”

    “他信上还说了什么？”

    “诚如应坤所言，皇上为天子，本可不论民心。但历史上有许多贤明帝王，依然选择听取民意，或说爱民如子，这被史家、后世之人称赞为一种美德，并记录于史册。千百年来，自秦皇灭六国一统华夏，听取民意、爱民，便是天下君主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

    “于法理上，民意并不能左右庙算决策，而真正能走出庙堂的决策，都是在庙堂之上的各方，协商妥协之后，以旨意的方式来号令天下，或者干脆就是皇上的意志。但是，真正执旨意而行，能推广到县乡一级之人，却非朝廷钦定的官僚，而是以乡绅豪右为主的民。他们同样是民，但此民非彼民，他们自诩为民意的代表……”

    “换句话说，朝廷旨意的贯彻，本质还是靠基层自治体系，非官僚体系。官府人力有限，在管不到的地方，民众只能靠自己，即便身处庙堂之人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要维系基层运转正常，让国家赋税能及时上缴，还得靠民意代表。这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话又说回来，江南赋重，而减赋的呼声一直都有，它即是百姓的民意，也是乡绅豪右等民的民意，因这关切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如王鏊，为何直到晚年，仍积极为减赋而奔走呼吁？他本身也代表了莫厘王氏这个家族。再如前阵儿，苏州本地多个士族联名上疏皇上，请减江南赋税，这些士族本身也是当地的著姓望族，减赋同样是他们利益所在。而真正能推动民意，让朝廷重视的，也是他们……”

    “相比均田均役的改革，其呼声同样由来已久，从宣德年的官田减科就开始。自宣德到嘉靖的百余年，官田制度已经有了重大改变，比如平米法，核心就是官田、民田皆画一加耗，不论大户还是平民，都需支付用来运输的耗米。实行平米法之后，尽管苏州能振弊起衰，毕竟改革的目的，都只是尽力维护朝廷在江南的利益……”

    “平米法之后，附加税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官民田赋役负担依然悬殊，这也倒逼赋役改革必须继续下去。思路还是在于灵活运用加耗、改折等手段，但也曲折反复，异常复杂。历任苏州知府，无不以均平过于悬殊的官、民田赋役为治政目标，如果要均平，不仅直接影响朝廷的大宗税源，还会触及更为敏感的本质问题……”

    “所幸到嘉靖十七年，在保证赋税总额不亏的前提下，终于还是实现了官、民田一则起科。官民合则的实现，是均田均役改革的基础，此后徭役合并就成了江南赋税改革的方向，徭役纳银，部分摊入田亩，也是条鞭的雏形……”

    “但是一条鞭需要清丈土地，地方衙门的职能也要随之转变，首先清丈土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也只有在海瑞任应天巡抚的半年中，整个江南在摊丁入亩和括查隐田的力度较有成效。其次，就是粮长应役的职能逐渐下移到里甲。可惜在张江陵之后，再大规模的赋役改革已不再，当然改革并为停滞，主要因为朝廷对于官员的考核，钱粮一项日重一日……”

    “不过呢，同时又有很多问题出现，条鞭之后，像徭役彻底纳银，其实并未实现。苏州的力役负担依然沉重，甚至还衍生出更多，诸如白粮、官布、丝绢等的解运，和漕粮力役。再加之本地士绅地主多以优免行诡寄、投献、花分、滥冒等手段，大批佃户不堪重赋，以至破产……”

    “其实问题，依然是那个问题，要实现均田均役，首先要清丈土地和限制优免……所以至此，徐上海来信说到这里，想必师弟也清楚了，江南一地，各个世家、缙绅、望族、豪右，他们势力都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真想推行改革，阻力之大，仅凭一方根本无法推动……”

    “明白了！”刘应坤突然插嘴进来，“简单说就是，一方希望减赋，另一方却希望均田均役，不能说俩完全不相关，但几乎也南辕北辙了……”

    魏进忠久不言语，似乎都忘了他面前还有满桌丰盛的酒菜零食，几乎没动。对刘时敏所说的，他能听得懂吗？他当然听得懂。

    他之前一直不明白，为何朝廷上下大小官员，对征商税都有一种‘与民争利’的认知，现在他有些懂了。国家财税，一直都在奉行原定额标准，但是定额的财税的短处，就是越发不够用，所以要追加课征来补充。就像皇上为何要向天下派出矿监税使，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也证明国家财用之不足？

    “难道不是因为定额财税的原因？”魏进忠出声回应道。